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主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物质资本供给、人力资本供给、技术水平进步及公共产品服务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基于地方分权视角，利用我国2000-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取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方法探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地方分权程度、技术水平、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够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则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但抑制效应并不明显；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40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和完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统收统支制，到分灶吃饭制，再到分税制，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1]。关于地方分权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国外学者Blchliger H和 B gert对美国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他认为美国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进而促进了各州经济发展[2]。Liu Y对欧洲各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分权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3]。我国学者林毅夫、刘志强以我国28个省市1978-2000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分权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4]。彭艳芳认为使用单一指标衡量地方分权并不合理，不能全面、准确的衡量地方分权，他构建了“地方税收收入自给率”作为地方分权的综合衡量指标，随后利用2006-2012年面板数据探究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税收收入自给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他认为地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5]。洪正,胡勇锋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对地方分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6]。孙英杰，林春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度指数的合成方法，并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地方分权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呈简单的线性关系，地方分权度存在最优值，此数值下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最大[7]。应当注意到，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到时间维度上经济增长的前后联动性，又包括不同区域以及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影响。因此，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时，需要立足于系统工程的视角，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更为全面的维度出发，才能理清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差异，探究清楚我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增长的系统性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多为普通面板的实证分析，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一是地方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中央与地方分权程度提升，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经济自主权，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相机采取策略，实行更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策略。同时，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权利的扩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必然增大，从而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是地方分权对物质资本供给的影响。地方分权最主要的是财政分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分权，能够有效的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8]。通过财政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改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分权还带来了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税率、利率、产业政策等竞争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这有利于优化地区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物质资本供给。第三是地方分权对人力资本供给的影响。地方分权不仅给予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引进政策的自主权，财政收入提升还能促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本地教育领域，改善教学环境，提升教师水平。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教育群体存在一定客观差异，教育领域权利扩大，有利于让地方政府在招生、办学上相机决策，因地制宜地实施与本地区实际环境更加契合的教育政策，提高教育公共品的供给质量，进而更有利于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第四是地方分权对技术水平进行的影响[9]。由于科技支出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具有时滞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增加科技支出的动力较弱。而以财政分权为重点的地方分权提升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进而提升地区的研发水平。同时，分权后地方自主权利的增大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调整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五是地方分权对公共产品服务的影响。地方分权能够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通过财政收入的提升能够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资金能够投入到交通、医疗、卫生等领域，为地区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公共产品，从而改善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基于地方分权视角探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地区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增加总额衡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使用GDP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贴现后，计算地区生产总值增加总额，使用gdp表示。基于地方分权的概念，参考已有研究选择解释变量。地方分权最主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因此将财政分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当前并没有统一的指标对财政分权程度进行度量，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北京、上海、河北等30个省市（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数据缺失，以下简称30个省市），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测算应该是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程度，参考孙萌等的做法，使用省级人均财政收入除以中央人均财政收入与省级人均财政收入之和的比重度量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程度（以下简称财政分权），使用gov表示[11]。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并不仅仅因为地方分权，与其产业结构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也有较大的关联性，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水平主要是指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通过地区第三产业GDP与地区总GDP的比重来衡量，用ds表示。技术水平较高可以加速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地区高新技术发展，使用地区年度研发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使用rd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反映了地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人才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使用地区本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与常住总人口比重衡量[12]，使用peo表示。城镇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使用地区城镇常住人口总量与地区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衡量，使用city表示。2000-2020年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缺失数据使用Eviews10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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